在金融機構私有化浪潮下，德國仍維持了龐大的公共銀行部門。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除過度膨脹和國際化的州立銀行陷入困境外，金融機構儲蓄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總體保持穩健。其中，儲蓄銀行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50多年里從未出現過虧損，也未發生信用緊縮，金融機構成為德國銀行體系的穩定器。這與傳統觀念形成了巨大反差。畢竟，外界的印象是，德國的儲蓄銀行與地方政府關聯度很高，超過80%的儲蓄銀行的監事會主席均由政府行政長官擔任（Markgraf and Véron，2018），面臨政治化風險和政府官員專業能力不足的風險。儲蓄銀行非但不存在普遍性的經營失敗，還成為銀行體系的穩定器，其原因在于儲蓄銀行擁有避免政府干預的機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儲蓄銀行采用監事會成員和管理層成員相分離的雙層次治理架構（Hallerberg and Markgraf，2018）。儲蓄銀行監事會中雖然有大量政府官員，且通常由政府行政長官擔任監事會主席，但金融機構管理層中卻無政府官員。這種分離既能保障儲蓄銀行履行公共使命，又不會對儲蓄銀行的專業運營產生影響。二是監事會成員中的政府官員以榮譽身份獨立工作，并不需要向市政托管人或政府負責（DSGV，2018）。三是市政托管機制賦予了儲蓄銀行在法律和財務上的獨立性，有利于避免政府干預。此外，對區域經營原則的遵守，有助于減少監事會成員專業能力不足的風險。德國的政策性銀行則在法律規范下，堅持補充性原則和中立性原則，采用轉貸模式和實施（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業務隔離，與三支柱銀行體系形成了互補合作的良性格局。

我國也存在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我們能從德國經驗中學到什么？首先，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金融機構的商業化和市場化改革，提高國有金融機構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金融機構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實踐證明，唯有如此，國有金融機構才有自生能力，才會成為價值創造者，而不是歷史上的公共注資和救助對象。其次，辦好國有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必須著力構建完備的法治基礎。德國公共銀行之所以能夠較好地履職，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依法不干預公共銀行的獨立運營、董監事依法履職、公正選擇信貸項目、少有關系貸款和貪污受賄。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健康發展，既需要有良好的外部法治環境，也需要自身依法合規經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統一起來，才能把國家戰略內嵌到金融機構自身業務經營中。要通過立法確立政策性銀行經營的中立性原則，形成政策性銀行與非政策性銀行互補合作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