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展開分析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報告,一篇秒讀金融業增加值的高低是度量金融中介成本的標尺，從金融服務而構成評價金融是否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指標。“金融規模及其之于實體經濟的相對規模，金融服務體現的是金融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可以作為觀察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服務度量金融化的重要視角。在全球金融化浪潮中，德國的金融規模并未急劇膨脹，長期處于主要經濟體的最低行列。美國、英國和中國等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超過7%的情形從未在德國出現過。2017年，德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僅為4%，分別比同期美國和英國低3.6個和3個百分點，2019年該比例進一步降至3.9%。”書中的分析非常重要，因為它理順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服務提出金融部門是不從事物質生產的部門，它的功能只是服務于資本形式的轉化。因此，維持這個部門的費用構成社會生產的“純粹流通費用”，顯然，這種費用當然是越低越好。同樣金融服務顯然的是，這個部門的成本越低越好。

  討論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側，我們還需討論該命題的企業側。我們看到，在德國，金融是否為實體經濟服務這個命題，金融服務似乎沒有我們這里炒得兇，仔細想一想，在發達經濟體那里，這個問題遠不像我們這里，動輒就會登上頭條，甚至有時引起高層關注。其根本原因在于，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發展資金對外源融資并沒有過高的依賴。這種狀況顯然是符合現代公司金融理論的，或者毋寧說，現代公司金融理論根本就是根據發達經濟體的企業實踐概括提煉出來的。根據該理論，可以把企業金融服務的融資渠道和方式分為內源融資（利潤積累）和外源融資，其中外源融資又分為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兩大類。企業理性的融資優先次序為：內源融資、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所以我們金融服務看到，在成熟的發達經濟體中，內源融資無不占據主導地位。資料顯示，發達經濟體的企業杠桿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日本企業在發達經濟體中杠桿率最高，2000年為117.7%，2019年年底已降至101.6%；美國企業的杠桿率在發達經濟體中較低，2000年為64.1%，此后逐漸攀升，到2019年年底達到75.7%；德國企業在發達經濟體中杠桿率最低，2000年為58.8%，2019年年底也才微弱提升至59.1%，幾乎沒有變化。很明顯，如果說中國的經濟體制相對于發達經濟體還有多少差距，則企業的融資結構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