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穩定文化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就通貨膨脹來講，他們的穩定基因主要是“痛定思痛”的結果。1900年以前，通貨膨脹全球通貨膨脹率都比較低。但到了20世紀初，通貨膨脹幾乎沒有幾個國家像德國那樣不幸，遭遇了幾百年不遇的奔騰似的通貨膨脹。1913年德國貨幣總量為60億馬克，到了1923年，在柏林，一條面包的價格為4 280億馬克，一公斤黃油價值近6 000億馬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24年，物價水平上漲了1萬億倍。惡性通貨膨脹導致經濟和社會到了崩潰邊緣，罷工、通貨膨脹掠奪和騷亂是家常便飯。起義（包括希特勒于1923年發動啤酒館暴動，試圖進攻柏林）挑戰著政府的生存（Hetzel，2002）。這段歷史在德國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和恐懼，也為德國的穩定文化或反通脹文化播下了種子。根據羅伯特·希勒（Shiller，1997）的一項調查研究，德國76%的受訪者認同“控制通脹是政府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受訪者中，更是有90%的人對此表示認同，遠高于美國的56%和69%。由于公眾對物價上漲非常敏感，歷任執政黨不得不承認幣值穩定的優先地位。

由于有這段痛苦的歷史教訓，德國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強調維護物價穩定和維護央行獨立性。德國弗萊堡學派較早從理論和邏輯上闡述了物價穩定的意義。其代表歐肯（1952）強調，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是要建立競爭秩序，而要想建立競爭秩序，就需要讓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上充分發揮作用，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幣值穩定。“一種穩定的貨幣不是一切，但一切都是由于有了一種穩定的貨幣……如果一定的貨幣穩定不能保證，那么所有落實競爭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因此，對于競爭秩序來說，貨幣政策占有首要地位”。弗萊堡學派強調物價穩定的經濟思想成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重要基石，深深影響了德國戰后經濟建設和貨幣調控。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的路德維希·艾哈德強調“經濟問題并不在于物價該不該穩定，也不是在于某些條件下該不該聽憑物價上升。物價水平必須在任何情況下保持穩定。通貨膨脹問題只在于我們該用什么方法來做到這一點”。[插圖]與此同時，德國也從歷史教訓中認識到了中央銀行獨立性的重要性，并通過法律和治理結構設計來維護其獨立性。1957年頒布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法》就規定，德意志聯邦銀行不受政府指令約束，它只有一個任務，就是穩定貨幣，即“保護貨幣”。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履行這一職責的前提下，支持聯邦政府的日常經濟政策。德國中央銀行理事會成員的構成、資格、任期設計也有利于維護獨立性（鄭春榮，2013）。有意思的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與央行的獨立性和對價格穩定目標的執著之間形成了相互支撐的緊密聯系。一方面，通貨膨脹獨立性強的央行致力于維護物價穩定，支撐社會市場經濟的競爭秩序。另一方面，社會市場經濟對物價穩定的重視也框定了政府行為。在社會市場經濟理念下，德國政府有意尊重和維護德國中央銀行的這種獨立性，有意配合和維護物價穩定目標。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時任聯邦政府經濟部長艾哈德甚至較德國央行更傾向于維護價格穩定。通貨膨脹艾哈德認為應通過德國馬克升值來抑制價格水平加速上漲，而德意志聯邦銀行中央銀行理事會的大多數成員反對升值。

總的來看，不論是為了保證市場經濟的競爭秩序、為長期經濟增長營造良好的環境，還是為了保護居民財富、維護社會穩定，都應該保持物價穩定。通貨膨脹恐懼通脹的穩定文化、弗萊堡學派思想和社會市場經濟實踐，為德國中央銀行數十年堅持保護貨幣并很好地保護貨幣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