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在滬參加浦山基金會第二屆年會。

　　“對于金融監管的問題、金融風險的問題，金融監管機構改革，要用系統性的方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是根治毛病的方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3月17日在浦山基金會第二屆年會上表示。

　　黃益平指出，當前監管的有效性在下降。如果還是保持分業監管的做法，政策的協調出現很大的問題，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相互之間不協調。監管部門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發展和監管的責任并重，有的時候兩者之間自己打架，你不知道哪個被犧牲掉了�？傊�，現在的監管框架可能仍需要進一步改善。

　　關于政府應發揮的作用，黃益平認為應該靈活對待。正常情況下，應該用市場機制，讓市場紀律發揮作用。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說的，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危機來臨時再說要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則是不合理的。

　　黃益平表示，他所做的研究發現目前金融穩定的很多問題集中在僵尸企業，僵尸企業很多杠桿率降不下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效率也就不可能提高。這時候，也許政府需要做的是退出對經濟的干預，真的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以下為演講實錄：

　　黃益平：金融危機過去10年了，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每次危機一爆發，就有很多的學者專家站出來，我早就預料到了這個危機，你們沒有聽我的，所以發生了危機。我也特別想站在這里和大家說，我當年就料到了，但是我說不了。因為10年前的時候，我錯得很離譜。這篇文章現在還在網上，2007年下半年寫的文章，當時我認為中國經濟2008年不會有拐點�，F在看起來當然是錯得不能再錯了。如果我要推卸一下責任，這個錯也不光在我，當時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學家形成的一個觀點，覺得次貸危機確實很嚴重。從2007年年初，大概3、4月份，最早美國的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然后開始引發了一系列的次債市場的損失、問題，很多大機構都卷進去了，包括美國銀行、花旗集團。為什么危機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大家還是認為這個問題不太大？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美國國會聽證的時候給大家講了一個道理：美國的次債市場出了問題，但他認為次債的規模一共就6000億美金。這是什么概念？相當于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的0.5%。這樣一比較，他的意思是說，市場出了問題，但是不用擔心系統性的風險。當然，最后我們看到顯然不是這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不太好意思到這里來給大家講我怎么理解金融危機這件事，但是后來我看到紐約大學的教授Paul Romer曾經說過：A crisi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因為2008年的時候我徹底的看錯了，其實很多的時間，一直在反思這件事，所以我不是說要來開會我才反思，過去10年我一直在思考錯在什么地方，到底是什么問題？這也就是為什么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反思的五點看法。為什么當時我們對美國金融市場、金融危機的判斷出現了很嚴重的偏差。也有人看對，有人說“我預料到了”，這不完全是玩笑，但也并不是所有人說他看對了就真看對了。我記得紐約大學的教授Roubini，在次貸危機很多年前，一直在說美國的次債市場要出大問題。所以在2009年年初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曾經給他發了一個獎，大概是說他真的準確預言了危機要爆發。

　　現在來看有五個方面的教訓，當時我沒有意識到，我認為是比較沉痛的教訓。

　　一、為什么危機會變得這么嚴重？

　　我們往往看到宏觀經濟穩定的時候，忽視了金融風險。這在格林斯潘當美聯儲主席期間，這是最大的一個悖論。格林斯潘做主席的時候，美國的利率從最高15.8%，拉到最低2003年時候的3.4%，一路往下壓利率，最后導致的結果是什么？是經濟增長非常的強勁，通貨膨脹非常的穩定，經濟真的非常好。所以后來金融市場似乎對格林斯潘產生了崇拜的心情，幾乎像“上帝”一樣的地位，說一句話，大家都跟著走。后來在宏觀經濟當中，出現一個特別奇特的現象就是大緩和，在格林斯潘的治理下，不光美國經濟，世界經濟都出現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增長越來越強勁，宏觀經濟越來越穩定，波動區間越來越小。

　　我當時看到有一篇文章說，我們的宏觀經濟調控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黃金時代，非常難得。后來的故事大家知道了，2006年格林斯潘一退休，伯南克一上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宏觀經濟表面來看比較穩定，金融市場出了很大的問題。表面來看，我們看到的是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其實次貸危機爆發最初只有2007年房價回落3%，引發了一系列的調整。對我們來說，現在回過頭來看，似乎可以得到的一個教訓，就是簡單的只是看到宏觀經濟穩定，并不意味著一定有我們的金融穩定。如果我們看中國的數據，現在似乎也可以看出這樣的情形，這是我們關于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指數，網上則表明風險高，往下表明風險低。2007年、2008年以后，我們采用強力的宏觀刺激政策，我們的經過狀態基本穩定，增長速度